習主席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認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紐帶，是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石，是中華民族綿延不衰、永續發展的力量源泉”。這一重要論斷，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具有極其深刻的用意、極為豐富的內涵。今年，軍區決定在民兵隊伍中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題教育活動，目的就是引導廣大民兵進一步樹牢“三個離不開”“五個認同”思想，深扎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的思想根子，充分發揮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種子”作用，進一步凝聚起建設美麗新寧夏、忠實履行新使命的磅礴偉力。

一、準確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理論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主席深刻把握中國歷史文化和世界民族發展規律作出的重大原創性論斷，是我們黨對民族工作認識的一次新飛躍。習主席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首次提出，“要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大力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9年9月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定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上，以及在云南、山西、寧夏等地考察時，都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全國兩會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專門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發展民族團結大局提出要求。

（一）基本概念。習主席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性論斷和重要指示，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們黨對民族工作認識的一次新飛躍。準確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刻內涵，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

1.中華民族。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民族文化特征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人的共同體。“中華”不僅是對中國境內獨立存在、并且在長期交往中緊密聯系和凝聚起來的各個歷史文化共同體的概括或統稱，更是指一個與民族國家相聯系的族群。雖然“中華”概念的形成已逾千年，但在古代并沒有“中華民族”的名稱。19世紀中葉以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不斷加深，領土被強行瓜分，國家主權大量喪失，中國知識精英深感亡國大禍迫在眉睫，開始思考如何救國，以救亡圖存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興起。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將“中華”和“民族”兩個詞合二為一，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他明確指出：“中華民族自始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孫中山并未采用同盟會的排滿革命觀點，而是主張“五族共和”（是中華民族成立初期的政治口號，強調中國的五大族群漢滿蒙回藏和諧相處，共建共和國）與民族平等，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一個固定的概念，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使中華各族民眾的愛國主義得到激發，億萬國民同仇敵愾，普遍增強了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史上，曾經有許多民族登上歷史舞臺，這些民族經過誕育、分化、交融，最終形成了今天的56個民族。中華民族是中國的國家民族，是56個民族的總稱。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之間的關系。

2.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其族體結構與文化發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復匯聚與輻射的方式做“多元”與“一體”辯證運動，形成了華夏（漢族）和眾多少數民族。統一的多民族中國數千年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中華民族由眾多分散、獨立的民族，形成多元一體格局的過程。由于歷史上的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的概念迅速傳布，中華民族的認同普遍增強。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全國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得到極大提升，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最終實現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最為核心的階段，中華民族共同體開始成為一個自覺的實體。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錯雜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

3.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心理學界對意識的理解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意識概念是指大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應；而狹義的意識概念是指人們對外界和自身的覺察與關注程度。意識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和能動性三大作用特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上面講了，我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客觀世界，對個體和群體思想意志的影響。概括講，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一種意識的存在，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有著堅實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文化基礎、社會基礎。

（二）深刻內涵。主要有以下幾點：

1.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上團結統一的共同體。政治一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制度根源。“大一統”政治治理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歷史上無論哪個民族問鼎稱尊，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以中華正統自居，體現出濃烈的“大一統”理念。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確立中央集權制和郡縣制，推行“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設立南海郡、桂林郡管理嶺南地區，設立北地郡管理今寧夏全境和甘肅部分地區，開啟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歷程。此后，歷代封建王朝都注重加強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管轄，漢代設立西域都護府統轄新疆，唐代創設了800多個羈縻州府（朝廷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軍事、行政地方機構）經略邊疆，元代設宣政院管理西藏，明代清代在西南地區改土歸流（廢除少數民族地區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有任期、可調動的流官直接統治），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脈絡從未中斷。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將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結合，將法治國家構建與民族共同體建設統合，領導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現代國家形態。歷史上中華民族即使處于最弱的時期，也沒有分崩離析，靠的就是“大一統”，靠的就是國家不可亂的政治底線。

2.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文化上兼容并蓄的共同體。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國各民族遷徙流動的過程就是中華文化形成、融合、發展的過程。展開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卷，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為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富滋養，成為形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徑。漢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念、德治仁政的思想被少數民族廣泛吸收，漢族文化也注重從少數民族文化中汲取營養。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邊疆民族習用“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胡衣胡服”，底蘊深厚的中華文化代代傳承、綿延不息。中華文化因其開放包容而根深干壯，各民族文化因其交流互鑒而枝繁葉茂，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不竭動力和精神紐帶，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先決條件和內在支撐。

【小常識鏈接】①“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指趙武靈王為了國家的強大進行“胡服騎射”改革。“胡”指北方和西方的各民族。“胡服騎射”指學習胡人的短打扮服飾和他們的騎馬、射箭等武藝，開啟了我國古代戰爭史上由車戰轉變為“騎射”的歷史。②“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其主要內容是漢化運動，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戶調制，變革官制和律令，遷都洛陽，分明姓族，改易漢俗等。③“洛陽家家學胡樂”：“胡樂”指西北方及北方民族和西域各地的音樂，反映了民族交融、藝術共享。④“萬里羌人盡漢歌”：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少數民族，指少數民族學唱漢歌。

3.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共同體。我國半封閉型的內陸地理環境，對中華民族凝聚力以及和諧民族關系的形成、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駝鈴古道絲綢路，胡馬猶聞唐漢風”。我國各民族共同開拓的古絲綢之路，為內地與邊疆地區搭建起交流物產、連接人心的橋梁，對我國各民族交流融合、發展經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為“關中之屏蔽，河隴之咽喉”的寧夏地區，是古絲綢之路由長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線路的重要樞紐，很早就得到開發，且歷代興盛不衰。這種民族之間經濟上的互惠共生勝過軍事上的兵戎相見，最終夯實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牢固物質基礎，成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現實推動力。

4.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情感上相互親近的共同體。我國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非常久遠，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王朝就與生活在今寧夏全境及內蒙古河套、陜西及山西北部地區的戎狄通婚，逐漸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現在很多民族的先祖都是其他民族，如西部的氐羌是今天藏、門巴、羌、哈尼等民族的祖先；唐代河湟地區失陷，當地漢族大多被吐蕃化成為藏族；寧夏歷史上的黨項族，在西夏滅國后大多融進了漢族；回族血統大部分來自漢人，還混有一些蒙古、藏、黨項的血統。各民族長期雜居、相互影響，在飲食、服飾、生活習慣等方面的融合共通，情感上不斷親近，心理上不斷趨同，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千孤兒入內蒙”“八千湘女上天山”“東西協作建閩寧”等，都是超越地緣、血緣、族緣的人間佳話。

【小常識鏈接】①“三千孤兒入內蒙”：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國災禍、饑餓席卷全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兒院里凝聚了大量孤兒，這些孩子普遍營養不良，面臨疾病和死亡的威脅。當時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遇到了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請他幫忙支援些奶粉。烏蘭夫連聲答應，但他想，送奶粉能解決孩子多長時間的問題呢？他提議把孤兒接到內蒙古自治區來，轉送給當地的牧民收養。他們把這個想法匯報給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欣然同意，并一再叮嚀：“要把工作組織好，把孩子安排好！”就這樣，來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兒，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跨越大半個中國來到內蒙古，被分散收養在牧民家里。②“八千湘女上天山”：1949年8月，新疆和平解放。為了邊疆的長治久安，1950年2月，毛澤東主席命令駐守在新疆的解放軍一手拿槍一手拿鎬，屯墾戍邊。但許多干部戰士很難成家，要駐疆屯墾就需要解決婚姻問題。時任新疆軍區代司令員的王震將軍向當時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黃克誠寫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愿戍邊的女兵。幾年間，約有8000名湘女參軍進疆屯墾戍邊。當年十幾歲的青春少女，很多人成了兵團的第一代女教師、女拖拉機手、女護士、女農業技術員。

二、準確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基礎

多民族國家是歷史的常態，當今世界有2500多個民族，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如尼日利亞有250多個民族，俄羅斯有176個民族，澳大利亞有140個民族，僅有200多萬人的新加坡也有20多個民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我國基本國情，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我國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國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國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國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基礎。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基礎，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從各民族錯居雜處、相依共存的基本情況出發，確立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一創舉性的制度，在充分保持中華民族整體性基礎上給予少數民族平等的地位和優待，既體現了對中華民族一體性的維護，又體現了對各民族多元性的尊重。通過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繁榮發展，各族群眾民生民計不斷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快，各少數民族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得到有力維護。70多年來的成功實踐表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在維護祖國統一、領土完整，在加強民族平等團結、促進民族地區發展、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推動和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我國歷朝歷代都注重民族地區的和平穩定和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各民族以辛勤的創造性勞動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奠定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強大的物質基礎。秦漢雄風、大唐氣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鑄就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始終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奮發圖強、探索實踐、同心同德、接續奮斗，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積貧積弱到全面小康，從百廢待興到全方位開放創新，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成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國家，各民族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不斷滿足，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的意識不斷增強。實踐證明，我國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是對中華文化的廣泛認同。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中，我國各民族共同創作了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作品，傳承了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阿詩瑪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建設了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坎兒井等偉大工程。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各民族文化百花齊放、匯聚交融的結果。時至今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更為緊密，各民族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構建了共有精神家園。我國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厚植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

（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基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國歷史上先后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宋遼金元時期以及明清時期4次民族大融合，推動形成了分布交錯、相融相濟的民族關系格局，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歷史上的昭君出塞、細君公主和親烏孫、文成公主進藏等，還有上面講到的“三千孤兒入內蒙”“八千湘女上天山”，都是超越地域、血緣、民族的人間佳話。寧夏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交匯融合的地區，商代就有戎、羌等游牧民族在這里活動，此后不同歷史時期，義渠戎、月氏、鮮卑、突厥、吐蕃、黨項、蒙、回等民族在此或定居駐牧、或對峙互進，在相互交融中共同推動了寧夏的開發和建設。在漫長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我國各民族緊密的聯系渾然一體，相互的認同自然天成。

（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基礎，是依法治理民族事務。加強對民族事務的依法治理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選擇。我們黨高舉社會主義法治旗幟，注重用法治思維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和處理民族問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政治法律體系在民族工作中彰顯了巨大的制度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推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矛盾問題，對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嚴密防范、堅決打擊，有力保證了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與西方國家頻頻陷入人權危機的亂象形成了強烈反差。正是因為我國將民族事務納入法治軌道，通過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推動各民族牢固樹立了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形成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廣泛法治基礎。

三、準確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邏輯

中華民族是56個民族組成的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伴隨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多民族國家發展歷史進程形成的意識體系，理解和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該從自然的、歷史的、政治的角度，準確把握中華民族與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間的內在邏輯。

（一）搞清一體與多元的關系。多民族是我國的一大特色，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發展史上，曾經有許多民族登上過歷史舞臺，這些民族經過誕育、分化、交融，最終形成了現在的56個民族。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優勢。1988年，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所謂“多元”，指中華民族在民族構成、民族文化整體上呈現多元性和多樣性的特點；所謂“一體”，指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每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水果拼盤”，同時中華民族也是一個實體，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稱謂。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習主席講得非常透徹：“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形象地說，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

（二）搞清統一與自治的關系。幾千年來，我國歷代中央政權經略民族地區，大都是在實現政治統一的前提下，實行有別于內地的治理體制。我們黨采取民族區域自治這個新辦法，既保證了國家團結統一，又實現了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以政令統一、國家和文化認同為根本前提的。沒有國家統一、就談不上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我國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黨領導下的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都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擁有的地方，絕不能將民族平等歪曲成民族獨立、將民族自治歪曲成民族分裂、將區域共治歪曲成民族獨治、將民族優惠歪曲成民族特權，否則就會走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堅持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如果片面強調自治，就會影響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

（三）搞清共同與差異的關系。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但必須看到，“同”具有主導性，決定著事物的性質；“異”具有從屬性，其存在必須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為前提。保護傳統、包容差異必須把握好“度”的問題，不能因為是民族的、傳統的都要一成不變、不分良莠地全盤保護，否則就是人為固化和強化差異，就會演變成阻礙發展、保護落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所有民族的要求，需要各族人民在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個共有屬性、堅持和尊重客觀實在的前提下，深化認同、增進一體，真正形成“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的意識。

四、準確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要義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是讓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這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思想基礎，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源泉。沒有“五個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無從談起。

（一）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國家是各民族最高利益的體現和幸福的源泉，祖國的進退、盛衰、榮辱與民族的生存、發展、進步緊密相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蘇武“一心向漢”、岳飛“精忠報國”等生動事例，于謙“一片丹心圖報國”、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楊靖宇“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等感人肺腑的詩句和話語，體現了樸素的祖國認同觀念，體現了偉大的愛國精神。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就是要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各族人民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宗教觀、文化觀，升華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一個忘記來路的民族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中華民族是我國56個民族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凝聚而成的，各民族長期共存與共同進步一直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主旋律。只有中華民族繁榮昌盛、國家興旺發達，各民族的權利、各民族的發展才能得到保障。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抗戰，就是因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喚醒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而日本支持溥儀成立的“滿洲國”并不代表中華民族，走向滅亡是歷史的必然。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就是對歷史歸源的認同，對祖國統一的認同，對中華文明的認同。

（三）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古老而燦爛的中華文化，陶冶了中華民族的高尚情操，培育了偉大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財富。過去一段時期，一些人存在“回族與阿拉伯民族有血緣關系、回族文化是伊斯蘭文化、阿拉伯語是回族的母語”等錯誤認識，通過開展“三化”問題整治、加強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教育，引導各族群眾逐步認識到，回族是在我國各民族長期融合中形成的,回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漢字、漢語是回族的文字和母語。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就是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保持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在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中，傳承中華文化基因、滋養中華文化血脈、展現中華文化氣度。

（四）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優勢。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從南湖紅船起航，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歷經28年浴血奮戰，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成立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帶領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實施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革，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黨100年的光輝實踐表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保證。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就是要堅決維護黨在團結各民族、振興各民族中的主心骨地位，夯實我國民族團結的政治保障，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進步發展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抗洪救災、脫貧攻堅、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偉大實踐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無比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得通、走得對、走得好，是一條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就是要通過“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深刻認識到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才能凝聚各民族、發展各民族、繁榮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