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文化源于人民實踐，文化屬于人民。馬克思、恩格斯在歷史唯物主義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出發，闡明了“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勞動者通過生產實踐不僅為自身創造了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而且逐步拓展著精神生活的廣闊空間。正是基于人民兼具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列寧稱“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并使他們得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華文明五千多年宏闊的歷史長卷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斗爭史詩，強調“古老中國的深刻變化”和“中國人民極為豐富的生產生活”為文藝創作提供了極為肥沃的土壤，并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

文化之樹長青的奧秘在于反映人民心聲。文化只有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才能充滿活力。文化作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工作者創造能力的表現，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決定了文化作品能否有持久生命力。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來教育根據地的文化工作者：蘇聯作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法捷耶夫的《毀滅》只是描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卻產生了轟動世界的影響，這是因為法捷耶夫聚焦并回應了人民真正關切的新事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例如，世界上最早的文學作品《吉爾伽美什》史詩能夠流傳至今，根源就在于其反映了兩河流域上古人民對自然規律和生死奧秘的探索；我國古代著名詩篇《敕勒歌》《木蘭詩》等都提煉自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反映人民心聲，至今仍被傳誦。

以人民為中心，是歷史的回響，更是時代的命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列寧就意識到文化工作在黨的整體事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毛澤東同志提出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鄧小平同志結合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需要，強調“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準確把握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必須站穩人民立場，把人民利益、人民意志和人民心聲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本遵循。

以文化繁榮興盛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主動、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為世界提供中國經驗，需要直面人民生活。人民是歷史的“劇中人”，同時也是“劇作者”。文化建設只有自覺地以人民為中心，切實發揮感召作用，才能凝聚起改造客觀世界的強大實踐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時，文化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也是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必然要求。講好中國故事，用中國理論闡釋好中國實踐，“只有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實，我們才能為人類提供中國經驗，我們的文藝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2.不斷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

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1919年，蘇維埃俄國正在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國內反革命勢力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此時被困于彼得格勒的作家高爾基致信列寧，描述這個被封鎖城市的生活已陷于極端困難，表達了自己郁悶、低落的情緒。列寧復信高爾基，勸勉他要擺脫個人眼界的局限，改換工作和生活環境，深入工人和農民正在進行的新政權建設中感受新事物的萌芽，從事文化創作。列寧與高爾基的這番交流，凸顯了社會主義文化工作者應當跳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深刻道理。毛澤東同志贊譽魯迅先生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不僅是因為魯迅先生的作品寫得好，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先生“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斗爭”，真正踐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是文化工作者取得成就、獲得幸福的正確道路。

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物質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飯是最主要的，所以說‘民以食為天’。但是，這并不是說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無的，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充裕。不斷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是不斷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在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聚焦人民實踐創造。毛澤東同志曾經形象地比喻：“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遠離了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就等于拋棄了文化創作的豐富原材料，這樣只會造成“空頭文學家”和“空頭藝術家”，缺乏深邃思想和現實影響力。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指出：“人民作為歷史的創造者，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文化工作者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用心用情感受人民的喜怒哀樂，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

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馬克思曾說過：“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毛澤東同志指出，文化工作要為人民大眾服務，“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優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態、不定于一尊，評價其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人民的喜愛程度。“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是優秀作品。”

3.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

堅定文化自信，記錄與書寫人民的偉大創造。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中華民族雖然曾遭遇無數的艱難困苦與嚴峻挑戰，但依然創造了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新時代，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了許多反映時代精神、引領時代潮流的文化創新成果。廣大文化工作者要身動、心動、情動，對社會生活進行全景式考察和顯微鏡式剖析，以真摯的人民情懷書寫人民群眾的奮斗創造。

持續推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內含之義，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寫的《文化育和諧》一文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的本質是文化的人，人民不斷追求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在塑造豐盈且有意義的生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高度統一的。”因此，我們要實現東中西地區、城市和鄉村的文化建設協調發展，把“硬件”建設和“軟件”建設結合起來，把“輸血”和“造血”結合起來，健全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覆蓋面和適用性，保障人民文化權益。

以高質量文化供給為人民提供更加充分、更為豐富、更有營養的精神食糧。進入新時代，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對文化產品的質量、品位、風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我國文化供給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缺不缺、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問題。因此，發展文化產業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造更多同新時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以高質量文化供給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斷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的文化獲得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