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是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的根本法，為以后的民主建設和制憲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瑞金是聞名中外的紅色故都、共和國搖籃、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江西時指出：“要從瑞金開始追根溯源,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回溯中央蘇區史，我們可以探尋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制度建立的源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中國共產黨在瑞金開始了治國理政的偉大預演。黨和蘇維埃政府開始了制度建設的偉大探索，為新中國的制度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

“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

黨和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蘇維埃政權實施的是工農民主專政。“一蘇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明確宣布：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和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蘇維埃的工農民主政權，在局部范圍內改變了人民被剝削、被奴役的歷史，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它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前身。

蘇維埃實行最寬泛的民主。蘇維埃給予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民眾以完全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工農勞苦群眾取得這樣的權利，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指出：蘇維埃實施選民登記制度。用紅榜白榜的辦法將有選舉權的居民與無選舉權的居民實行嚴格的劃分。以不準任何剝削分子參加的選民大會的選舉，代替了過去開群眾大會選舉的辦法。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凡在16歲以上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許多地方達到了80%以上的選民。婦女也當選蘇維埃代表。廣大勞苦大眾充分享受民主權利，這是蘇維埃政權最為成功的創舉。對此，毛澤東盛贊：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

打破了統治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1930年10月，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列舉了貧農在分田、分山、可以吃肉以及取得政權等12個方面得到的利益，其中分了田，這是根本利益，并指出，經過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們當中的反革命首惡被鎮壓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屬則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給他們留有生活出路；貧苦農民“取得了政權”；貧農“成了農村中的指導階級”，中農也“與貧農雇農一起有了話事權”，他們“在鄉區兩級蘇維埃中擔負工作的，約占百分之四十”。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極大地激發了革命積極性。他們切身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是為他們謀利益的，因而積極地從事各項工作，參加紅軍或支援前線。

中央蘇區時期，黨和紅軍帶領蘇區軍民進行土地革命，領導廣大農民開展燒田契、打土豪的斗爭，打破了統治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讓窮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

“瞎子開目見光明”

中央蘇區創建之前，由于國民黨對教育的忽視，人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全國文盲數目占總人口80%以上。黨和蘇維埃政府對文化教育高度重視，建立了免費的義務教育制度。蘇區各鄉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對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邊區各鄉利用祠堂、閑置的屋子開辦了“列寧小學”（也有的稱“勞動小學”“紅軍小學”“開明新學”），貧苦農民的子弟入學免交學費，所需筆、墨、紙、硯、課本等都由學校發給。“列寧小學”的課本是新編的，徐特立等老一輩教育家還編寫了《工農兵三字經》：“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以此來啟蒙兒童的思想。“列寧小學”“蘇維埃小學”“勞動小學”在整個蘇區普遍地建立起來，普通教育已初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截至1932年11月，贛南各地共辦有“列寧小學”2277所，有小學教員2535人，小學生82342人，入學達到60%。而在過去的國民黨統治時代，適齡兒童入學率不到10%，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關懷下，蘇區教育事業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景象。

黨和蘇維埃政府還組織成立了識字委員會總會、分會和識字小組，負責組織工農群眾掃盲識字、學習文化。1933年冬，又將識字委員會取消，從鄉到中央各級成立了“消滅文盲協會”。掃盲識字的方法多種多樣：辦夜校、半日學校、業余補習班和識字班、識字組等。到處設立識字牌，形成一個遍布城鄉各街巷、村組、屋場的業余教育網絡。整個蘇區出現了人人讀書識字、處處書聲瑯瑯的生動場面。35歲以下的不識字男女青年幾乎都上了夜校。蘇區群眾識字的人數是迅速增加。蘇區的青壯年結束了世世代代不識字或識字甚少的歷史，村頭路旁群眾自辦的墻報、宣傳欄和城鄉隨處可聞的讀書聲，無一不展示出蘇區文化教育建設的偉大成就。當時的一首蘇區山歌最能表達人民喜悅的心情，歌詞是：“紅軍來了大翻身，窮人當家作主人。學習文化入夜校，瞎子開目見光明。”

“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勝利之一”

黨和蘇維埃政府帶領廣大婦女向落后野蠻的封建婚姻制度發起了猛烈攻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一次明確宣布：“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禁止‘童養媳’、實行‘一夫一妻’”。條例實施后，蘇區廣大婦女在婚姻上獲得自由。

蘇區在成立前流行娶童養媳的風俗。那些還是孩子的童養媳被壓在生活的最低層，飽受壓迫和虐待，沒有婚姻自由，有的甚至還被鎖在屋里。出生在江西瑞金的危秀英，和很多女紅軍一樣也曾是一名童養媳。危秀英幼年喪母，父親因還不起債，以9塊銀元的價格把只有6歲的她賣到了興國縣當童養媳。1930年10月，危秀英剪掉長發，裹上頭巾，瞞著婆家偷偷找到紅軍。紅軍把她送回了家，可她還是堅持要參軍。后來，有個朋友對危秀英說，婆家發現了她的意圖，要殺死她。危秀英把這個消息告訴紅軍后，紅軍才接受了她。1932年4月，危秀英入黨，1933年3月，她被調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婦女部干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危秀英被編入紅一方面軍總衛生團干部連參加長征。后來，越來越多的童養媳解放了，參加了革命。另據鄧子恢回憶，龍巖白土之盂頭鄉只有百多戶人家，在婚姻條例公布后一個月之內便有36對夫婦離婚，同時又有36對新夫婦結婚。毛澤東指出：“這種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數千年束縛人類尤其是束縛女子的封建鎖鏈，建立了適合人性的新規律，這也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勝利之一。”

移風易俗，形成了社會新風尚

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針對封建迷信、歧視婦女、不講衛生、嫖娼賭博和吸食鴉片等陳腐落后的社會現象，堅持不懈開展移風易俗運動，推動社會風貌改變，初步形成了積極向上的社會新風尚。

黨和蘇維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嚴厲打擊傳播封建迷信和造謠傳謠的行為。在蘇維埃政府的號召和教育下，廣大群眾的思想得到啟蒙和進步。廟宇祠堂變成蘇維埃政府的辦公場所或學校；舊時農家供奉的“天地君親師位”牌位，換上了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畫像；以前逢年過節張貼門上的“福壽財祿”“招財進寶”等，改成了“工農團結鬧革命”“軍民攜手衛蘇區”等革命口號。

黨和蘇維埃政府還明令禁止吸食、栽種、販運鴉片，禁止賭博、嫖娼和偷盜，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造運動。1930年2月，贛西南頒布的《土地法》規定：雇農及農業游民愿意分田的，應該分與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須戒絕鴉片、賭博等不良嗜好，否則政府就收回他的田地；在春耕時鏟盡煙苗，如果發現誰煽動群眾種鴉片，一律抓起來嚴查。各地還設立專門的戒煙機構和過渡性的煙館，使不少“煙民”折斷已使用多年的煙槍，獲得新生。蘇區的各種報刊紛紛開辟專欄，揭露“黃賭毒”行為。兒童團也被組織起來，充當查禁“黃賭毒”的急先鋒。瑞金縣兒童團自備竹刀下農田，見煙苗就劈鏟。可以說，中央蘇區基本上杜絕了“黃賭毒”現象。連國民黨當局也不得不承認：“赤化時，煙賭兩項，可謂全被禁絕。”通過移風易俗運動，中央蘇區社會風氣大為轉變、蘇區人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創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

黨和蘇維埃政府將反腐肅貪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列入議事日程。為嚴明法紀，1933年12月，臨時中央政府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頒布的第一部反腐敗法令。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指出，在財政政策上，“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污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向著貪污浪費作堅決斗爭，過去雖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加倍的用力”。黨和蘇維埃政府開展聲勢浩大的反貪污反浪費的斗爭，對少數貪污浪費行為，堅決查處，嚴懲不貸。據統計，僅在中央機關就嚴厲查辦了貪污分子共42人，有力地打擊、懲治了腐敗分子，有效地遏制和預防了腐敗行為的發生，增強了廣大干部的廉政意識。至1934年5月，蘇區的貪污浪費現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和肅清。正如中央審計委員會發布的審計報告中所講的：“我們可以夸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