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口不足50萬的山區縣，擁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3人，1600余人長期從事文學創作
走西吉，看文學“莊稼”茁壯成長（人民眼·新春走基層）
人民日報記者 徐元鋒
引 子
書桌前，單小花提筆凝思，墻上“文學點亮心燈”的字幅格外醒目。她白天務農、打工，晚上擠時間寫隨感，已出版兩本散文集。
輪椅上，馬駿雙手捧書，看得入迷。他自幼患病無法行走，堅持躺在炕頭用手機寫作，前不久榮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小店內，趙玲一邊工作，一邊和顧客收聽文化典籍誦讀。作為一名盲人作家、按摩師，他創辦了“西吉縣殘疾人星光俱樂部”“慧覺文化學社”，幫助更多人從文學中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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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串名字還可以繼續列下去，他們都來自六盤山腳下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吉縣。這個人口不到50萬的山區縣，有1600余人長期從事文學創作，其中農民作家超過300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3人、寧夏作家協會會員124人，先后榮膺魯迅文學獎、駿馬獎等國家級獎項6次，獲得人民文學獎、冰心散文獎等全國性文學獎項近40次。2011年，西吉縣被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文學之鄉”稱號。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202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著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重視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結合、抓作品和抓環境相貫通，改進文藝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
一個曾經“苦甲天下”的山區縣，何以興起新大眾文藝的浪潮？記者近日走進西吉采訪。
一群農民作家：既扛鋤又拿筆，種農家地，耕文學田，寫出時代精氣神
白天，扛起鋤頭下地干農活；晚上，坐在電腦前敲擊鍵盤。西吉縣將臺堡鎮明星村村民康鵬飛，已發表作品超過50萬字，文學是他的精神食糧。
康鵬飛自幼家貧，15歲初中未畢業就踏入社會打工。“日子過得如同晾衣繩，總是緊巴巴的，好像看不到舒展的希望。”對于那段歲月，康鵬飛有著難以磨滅的深切感受。
1997年，康鵬飛迷上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他說書中人物的奮斗故事“像一顆石子一樣扔進了我的心里”，并就此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在務農與打工的間隙堅持文學創作，康鵬飛以文字養心性，創作的小說《夜班車》獲得全國首屆進城務工青年鯤鵬文學獎優秀獎。2016年，他以農民身份當選固原市文聯副主席。
與康鵬飛一樣，文學已成為當地不少農民侍弄的新“莊稼”。放下鋤頭握筆頭，耕罷農田耕硯田，他們在田間地頭構思、在燈下疾筆寫作。
“寫作和種地一樣，都需要辛勤耕耘，也都有發現的喜悅。”西吉縣吉強鎮高同村村民單小花，原本是普通農家婦女，2012年遭遇家庭變故，又患上重病。入院治療期間，為排解苦悶，她給女兒寫了一封信，恰巧被主治醫生看到。樸實無華的文字打動人心，醫生建議她聯系西吉縣文聯試試投稿。
懷著忐忑的心情，單小花敲開了西吉縣文聯辦公室的門，作品很快在雜志上發表，單小花收獲了平生第一筆稿費——300元錢。她像個孩子似的跳了起來，“當時，我在挖蒲公英補貼家用，挖一天才能賣20多元，300元稿費對我是巨大的肯定。”此后，單小花寫作的勁頭更足了。
地里的蕎麥洋芋、家里的牛羊雞狗、生活的點滴日常，都成為單小花創作的靈感來源。在生產勞作的間隙，她總會抬頭看看天空，瞧瞧周圍的環境，頓感心胸變得寬闊起來；尤其到了傍晚時分，看著山頭披上金黃色的“衣裳”，牛羊在泉邊暢快飲水，單小花更覺溫暖慰藉。
看著、寫著、讀著，單小花的精神世界日漸充盈，她直面家庭變故和身體患病的雙重打擊，靠寫作走出人生低谷。2019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苔花如米》，書名來自一句古詩“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單小花希望自己如苔花般勇敢綻放。
2023年10月，憑借100多萬字的作品，單小花正式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身為農民作家，我有責任講好農村故事，說出農民心聲。”單小花坦言，她不懂高深的寫作手法和技巧，但希望能如照相機一樣，實事求是地寫，寫出原汁原味的農村生活。她最想寫的，依然是身邊的農人農事、西海固大山里男女老少的故事。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西吉作家們互相欣賞、互相激勵、“相親不相輕”。
“我的文學道路離不開朋友們的鼓勵與關照。一群像叔叔嬸嬸一樣的文學人‘團寵’著我，用愛意托舉著我，來到了這充滿大愛的文學世界。”獲得駿馬獎后，馬駿由衷感慨。
走進位于吉強鎮楊河村的木蘭書院，一群面龐黝黑的農民圍桌而坐，用夾雜著鄉音的普通話朗誦詩歌、交流創作心得，這是書院日常舉辦的一場改稿會。
“敞開心扉、暢所欲言，為的是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史靜波說。2019年，西吉縣作協主席史靜波創辦木蘭書院，并聘請了當地40多名農民文學愛好者，經常在改稿會上開展文學研討，帶動300多名鄉村文學寫作者創作。
除了木蘭書院，西吉縣還有詩詞楹聯協會、北斗星詩社等10余個民間創作平臺。
“在這里，文學之花處處盛開，芬芳燦爛；在這里，文學是土地上生長的最好的‘莊稼’。”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主席、作協主席郭文斌說，西吉的文學創作具有群眾性和規模性的特點，農民作家們吐露心聲，激揚精氣神。
西吉農民作家外出采風（資料圖片）。本報記者伊霄攝
一批文藝佳作：書寫山鄉巨變，記錄鄉村全面振興，作品與時代同頻共振
“發奮圖強，否‘難以生存’之定論。人造梯田，綠饒山巔；現代農業，遍地花開……”西吉作家樊文舉生于斯長于斯，創作了一首《西吉賦》，道出自己對腳下這片土地的贊美與熱愛，也揭開了它“難以生存”的舊傷疤。
西吉所在的西海固地區，曾被國際組織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這里生態脆弱、水資源匱乏、氣象災害頻發，有作家曾經這樣形容：“縱目所及，這么遼闊而又動情的一片土地……有的只是這樣只生絕望不生草木的光禿禿的群山，有的只是這樣的一片旱海。”
“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時候，人更需要精神力量。”樊文舉說，放眼皆是荒山，但文學想象超脫出一方天地，飛向無限廣闊的遠方。
翻開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西吉作家馬金蓮描寫道：“干燥的風里含著很多肉眼看不見的細刀刃，把我們的手和臉劃開了無數細密的小口子……”隨著筆鋒一轉，又透出堅韌倔強：“但是這有什么呢，從我們來到這個世上，從我們離開娘懷在地面上爬行的時候，開始在土院子里一步一步學步的時候，風吹日曬的自然磨礪就開始了。”
“貧不薄文，曾經惡劣的環境和貧瘠的生活，讓我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迫切而自覺。”馬金蓮說。幾個月前，她的長篇小說《親愛的人們》出版，書的封面印著這樣的推薦語：生動還原中國鄉村社會現代化歷程，講述西北人民如何走向美好生活，書寫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堅韌與溫良。
1982年，國務院啟動實施“三西”（即甘肅河西、定西和寧夏西海固）農業建設專項扶貧計劃，開創了我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減貧行動的先河。此后40多年里，從閩寧對口協作到精準扶貧，在黨中央關懷下，西海固人民拔掉窮根。2020年11月，西吉退出貧困縣序列，標志著曾有“苦甲天下”之稱的西海固地區全部脫貧摘帽。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馬金蓮出生在西吉縣什字鄉一個叫扇子灣的自然村，這里土地貧瘠，40余戶村民一度生活困難。精準扶貧政策春風吹來，扇子灣要易地搬遷。馬金蓮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記錄這個村莊，要記錄這次易地搬遷，要記錄這群人，要記錄這個滾滾向前的時代。”
歷時多年，馬金蓮根據采訪所得和親身感受，完成著作《親愛的人們》。全書80余萬字，從20世紀80年代末寫到當下，圍繞西海固地區一個農民家庭脫貧奔小康的奮斗故事展開，呈現出一幅西部山鄉巨變新圖景。
村里第一次通電、村民齊心協力修橋修路、村里年輕人做起了直播帶貨……“時代底色是充滿希望的，我這本書的內在也是明亮的。”馬金蓮說。
書寫山鄉巨變，記錄鄉村全面振興。2023年底，單小花出版了她的第二本散文集《櫻桃樹下的思念》，專設“扶貧記憶”章節。
在往昔的艱苦歲月里，文學為西海固人點亮一盞心燈，他們筆下的文字不乏光明與溫暖。摘掉貧困帽后，文學的根在這片土地越扎越深。西海固人對文學的熱愛純粹又熱烈，正續寫著家鄉的時代變遷。
當一篇篇反映西吉脫貧攻堅題材的小說、散文、詩歌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西吉作家的筆下，貧困、苦澀、沉悶的氣息漸漸消退，山更綠、水更清、民更富的筆墨更濃。
“過去十年九旱，莊稼長勢不好，收割時只能一把一把地拔。如今春麥換成了冬麥，產量翻了不止一倍，家里余糧破天荒地壓滿了庫房。”康鵬飛回憶童年的艱苦日子，看到如今莊稼豐收，他根據生活經歷創作了《麥子》《糜子》等10余篇小說，描繪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
“辛苦了大半輩子，我把孩子供進了大學。現在政策好，生活沒那么大壓力了，干農活之余就寫一寫。”吉強鎮高同村村民李成山年輕時愛琢磨詩，后來為生計操勞奔波，因生活壓力而放棄寫作，如今又因精準扶貧改變生活而“回歸”創作。他寫作的內容也發生變化：早年寫苦難，現在寫變遷，寫每年都在變化的新生活。
為此，李成山的小兒子很有感慨地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我讀著三十年前的手稿/父親泡上一杯春茶/在甘苦回味間提筆/這一次/以農民的名義”。
“這一次，以農民的名義”。口袋鼓起來、腦袋富起來、生活美起來，新時代農民找回了自信與熱愛。
“種地時思考，閑暇時閱讀。”李成山見縫插針地用手機記錄生活隨感，描摹鄉村巨變，迄今已發表詩歌、散文300多篇。
黃河水深，黃土地厚。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是觀察新時代中國蓬勃發展的絕佳視角；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鄉村全面振興，是感受中國精神的時代現場。
作為親歷者，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洗禮，他們更加主動地建設家鄉，也更加自信地抒發所見所思所感。
“作家們以嶄新的敘事主題、審美形式，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和精神蝶變。苦難正在淡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越來越多地被敘述。”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許峰如是感慨。
一個文學搖籃：出作品、育人才、樹品牌，文學之花處處盛開
路，無法用腳去蹚，卻能用“筆”去拓。
95后殘疾作家馬駿靠文學“站立”，去年11月榮獲駿馬獎的作品《青白石階》，是他躺在炕頭用手機一個字一個字“摳”出來的。
馬駿踏入文學家園的起點，可追溯至2018年底結識文學刊物《葫蘆河》主編樊文舉。在樊文舉的鼓勵下，馬駿在《葫蘆河》上刊發了不少作品。無獨有偶，單小花回顧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時也常提及：“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葫蘆河》。”
在西吉，記者遇到的寫作者，幾乎都會提及《葫蘆河》雜志。
隆冬時節，朔風獵獵，長空寥廓，山腳下的葫蘆河已然冰封。對于十年九旱、山大溝深的西吉來說，葫蘆河孕育著生命與希望。
“葫蘆河是我們的母親河，所以西吉第一本文學季刊就叫《葫蘆河》。”這條河，將樊文舉的思緒拉回到上世紀80年代。
1987年，西吉縣部分文學愛好者成立了寧夏首個文學社——葫蘆河文學社，自費購買油印機和紙張，將他們創作的詩歌、散文刻字油印，裝訂成48頁的《葫蘆河》贈閱。
沒錢給作者發稿費，《葫蘆河》的編輯們就給每位作者認真回信，無論來稿采用與否。《葫蘆河》漸漸成為西吉文學主陣地，吸引了一批文學愛好者，文學社社員從7人發展到60多人，其中就包括作品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郭文斌。
1991年，《葫蘆河》因經費、人員面臨困難，被迫停刊。2007年，在縣委和縣政府全力支持下，西吉縣文聯重新刊印《葫蘆河》，投稿人數不斷增加。
走進《葫蘆河》編輯部辦公室，樊文舉拿出一本即將付梓的樣刊。記者翻開一看，雖已審校過一遍，每篇文章仍滿是修改痕跡。
“西吉縣財政并不寬裕，但這些年來，每年12萬元的經費從來不少，讓我們能安心辦刊。”樊文舉轉過身，指了指墻上掛著的多幅照片，“你看，這些文化活動的合影，縣委書記一般都在場。”
2009年，西吉縣制定了創建“文學之鄉”規劃，成立以縣委書記、縣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并在全縣各鄉鎮和縣直部門設立基層文學藝術協會。此后，西吉陸續投入2000余萬元，建成了以西吉文學館為重點的10個文藝創作基地。2024年8月，寧夏首個中國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時代文學實踐點落戶西吉。
“從西吉走出的作家，不少都受到過《葫蘆河》的影響。”樊文舉說，這本雜志盡可能地接納、鼓勵創作者，并不斷提高辦刊質量，是西吉作家的搖籃。
2011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西吉“文學之鄉”稱號。13年多過去了，西吉縣文學創作者已從600多人增至1600余人，其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3人、寧夏作家協會會員124人，不少是新生代年輕作者。
西吉注重獎掖青年才俊，對文學苗子倍加呵護。在西吉“文學之鄉”命名10周年紀念活動中，10名學生被授予“文學新苗獎”。目前，全縣有校園文學社20多家、校刊20多種。
西吉中學月窗文學社已成立30多年，擁有社員200多人。“月窗”寓意“讓月光照進心靈的窗戶”。文學社創作的作品最初以手抄報形式刊發，也經歷過油印機印刷出版，現在仍在結集成冊。多年來，月窗文學社獲得過不少全國性榮譽，培養出一批批忠實的文學愛好者。
西吉人愛文學，文學又賦能鄉村全面振興。走進西海固農民寫作者的家，幾乎都能看到碼得整整齊齊的書架，攤著紙頁的書桌。文學給他們提供了生活支點，也成為他們自我教育、自我培養的有效途徑。通過讀書寫作，他們影響著自己的家人、孩子，帶動家風、鄉風改變，為發展鄉村文化注入內生動力。
文學澤被鄉野，木蘭書院所在地——吉強鎮楊河村即是縮影。村黨支部書記張世寶回憶，以前有的村民小組連續多年沒有高中畢業生，去年村里一下子考出兩名本科生。木蘭書院假期向村里兒童開放，村民們也經常能接觸到“大文化人”，潛移默化中，爭執糾紛都少了。張世寶說：“建書院比給村民發錢都好！”
依托獨特的文學資源，近年來，西吉縣探索“文學+農文旅”融合發展，先后建成西海固文學教育館、作家林等研學體驗場所，持續舉辦各類文旅節慶活動，擦亮“文學之鄉”金字招牌。2024年，西吉縣累計接待游客447.8萬人次。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曾說，“文學不僅是西吉這塊土地上生長最好的莊稼，西吉也應該是中國文學最寶貴的一個糧倉。”如今，西吉正鼓勵越來越多創作者拿起筆記錄新時代山鄉脈動，培育文學“莊稼”茁壯成長，讓這座文學“糧倉”更加豐足。
